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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會的權威性不應破壞

2008-04-17

 

姑且勿論梁振英的用意何在,姑且勿論當時梁振英以何種身份發言,作為行政會議召集人的梁振英,日前在一個酒會上公開表示工資保障運動失敗,表示只有就最低工資立法才可保障工人利益,其言論明顯與政府的最低工資政策有所衝突,有違行政會議的集體負責制,削弱行政主導的權威性,影響特區政府的有效施政。

行政會議性質類似內閣

自港英時代起,行政局作為港督的諮詢組織,有其本身的規則,即行政局成員必須遵守保密制及集體負責制。保密制要求所有成員對會議內容絕對保密;集體負責制要求成員在行政局內可以個人身份發言,但行政局作出決策後,成員需在立法局或其他公開場合支持政府的決定,如出現意見不一的情況,成員只有兩個選擇,一是放棄本身立場轉而支持政府,一是離職,但絕不允許一方面留在局內,另一方面又繼續和政府唱反調。殖民地時代鮮有行政局成員違反行政局內部規則的情況出現。

現在的行政會議由行政長官及三司十二局首長等16名官守成員,及15位非官守議員組成。基本法規定行政長官在作出重要決策、向立法會提交法案、制定附屬法規和解散立法會前,須徵詢行政會議的意見。行政會議在某程度上等同外國的內閣會議,保密制及集體負責制至關重要。以英美兩國為例,極少有內閣成員公開跟政府「對著幹」,亦極少出現內閣機密文件外泄事件。

 行政會議規則被多次衝擊

回歸後,行政會議的保密制及集體負責制多次受到衝擊,行政會議的權威性不斷被削弱。2003年梁錦松偷步買車事件,本屬機密性質的行政會議紀錄,竟被傳媒取得及公開,間接令梁錦松百辭莫辯,被迫辭職;這次機密文件的泄漏,表面上雖沒有損害公眾利益,但卻對行政會議的保密性造成傷害。

2006年立法會審議醫療廢物條例草案,當時身兼行政會議成員的立法會議員周梁淑怡,在投票時未有跟隨行政會議的決定,反而按自己意願投票,破壞了行政會議的集體負責制。她事後雖致函行政長官說明原因及道歉,但對集體負責制的破壞已難以挽回。

最嚴重的莫過於03年7月發生的「田北俊事件」。作為當時的行政會議成員,田北俊在23條是否立法的關鍵時刻,公然置行政會議的集體負責制不顧,公開作出與行政長官相反的表態,令23條立法形勢出現逆轉。姑且勿論23條當時應否立法,但田北俊的「叛逆行為」,客觀上對行政長官的權威及行政會議的集體負責制造成了難以估量的衝擊。

梁振英出任行政會議成員多年,又身兼召集人,理應充分了解行政會議的規則,同時也很清楚政府對最低工資立法問題的立場,但他明知故犯,高調向外界表示工資保障運動失敗,及支持最低工資立法,其行為不啻對行政會議的集體負責制重鎚一撃。 事後梁振英解釋,此乃以個人身份發言,但梁振英難道不知道他身為行政會議成員兼召集人,對外就政府政策發言時,並不存在什麼「個人身份」或「個人意見」?梁振英又於明報撰文,為自己言論辯護,自稱「我的意見不涉及秘密,而在行政長官 會同行政會議 作出決定之前表示意見,也不違反『集體負責』。」(明報,「梁振英﹕回應余若薇」,08年4月23日)。實情是,行政長官在06至07年度施政報告中,承諾「會在『工資保障運動』推展一年後(即2007年10月)作出中期檢討……在『運動』推行兩年後(即2008年10月)會作出全面檢討……若然兩年後我們的全面檢討顯示這個工資保障運動的成效不彰,政府會立即着手在清潔及保安兩個行業立法落實最低工資。」施政報告的內容等同政府政策方向,亦已在行政會議上作過諮詢、決定,故梁振英認為自己言論沒有違反集體負責制的觀點是站不住腳的。

必須維護行政會議規則

基本法規定香港的政制乃行政主導。作為協助行政長官決策的機構,行政會議的權威性至關重要,而保密制和集體負責制乃構築行政會議權威性的兩大基石。梁振英身為行政會議召集人,今次事件向其同僚樹立了壞榜樣。行政長官要成功實施有效管治,有必要強化行政會議的保密制和集體負責制,重建行政會議的高度權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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